军中一范惊敌度胆

军中一范惊敌度胆

仁宗宝元元年（1038），宋与西夏之间出现紧张的局势。

这年的十月，西夏党项族首领赵元昊（hao）自立称帝，国号大夏。这表明赵元昊主动脱离了与宋朝的臣属关系，双方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宋朝群臣对赵元昊的突然称帝，非常愤慨。大多数朝臣主张出师征讨，认为小小赵元昊，只要宋军一到，顷刻就可消灭。但是谏官吴育对当时宋、夏军事力量的对比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不主张出师；著作廊通判睦州张方平也对出兵表示不乐观。然而宰相张士逊对吴育等人的意见不予理睬，他力主兴师问罪。仁宗也倾向张士逊的主张。宝元二年（103）六月，仁宗下诏剥夺了赵元昊的官爵，断绝双方之间的贸易往来，并在边地张榜悬赏，允诺凡能擒斩赵元昊的人可授与定难军节度使的官职。宋夏双方箭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

为适应打仗的需求，宋在西北边境调整了军事部署，任命夏竦（song）知泾州，并主管径原路军事；范雍知延州，并负责鄜（fu）延路军务。范雍是一个懦弱的人，康定元年（1040）正月，当赵元昊率军队进攻延州时，负责延州防务的范雍吓得不敢出战，紧闭城门祈求神佛保佑。他所调遣的援军在延州附近的三川口也遭到夏军伏兵阻击，伤亡惨重并遭大败。幸亏当时天降大雪，夏军撤离，延州才得以避免陷入夏军之击的厄运。仁宗为惩处三川口大败，贬了范雍的官，同年二月任命韩倚为陕西安抚使；在韩倚的推荐下，同年四月范仲淹被任命为陕西都转运使，从南方的越州调往西北。

同年五月，仁宗又任命韩倚与范仲淹同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管勾都部署司事，为夏竦作副手。夏、韩、范三人在对夏攻防方面所持的策略是不尽相同的。范仲淹战略思想是侧重于守，他认为当时边塞的战备状况比内地要强得多，如果赵元昊率军深入，乘关中的空虚，东阻潼关，再隔两州贡赋，这可就危险了。

基于以防守为主的战略思想，范仲淹反对五路进讨的方针，他认为，目前兵力薄弱，没有取胜的希望，大军一旦进入沙漠，运送给养的车辆行进必定困难，而敌人的骑兵轻捷，可以前后夹击；如果再加上一旦打败仗，前进不得，休息也不得，即便要喝水也要发生困难。

韩琦与范仲淹对防守的策略截然相反，他积极主张向西夏进攻，认为赵元昊虽占据了几个州的地方，但精兵也不过四五万，其他都是老弱妇女，宋军屯有二十万重兵，若一味坚守界壕（hao），不敢攻击敌人，这是自古没有的懦弱，如果长期守下去，第一可能丧失士气，第二会给国家财政增加更大困难。韩琦坚决主张应迅速进军，速战速决。

夏竦的意见是倾向以防为主，但他认为应该服从朝廷的命令。

这时朝廷上宰相是吕夷简。吕夷简主张向西夏进攻，多数朝臣也附和吕夷简的意见，仁宗也认为防守耗费时日太久，而屯兵运粮，费用太大，会给国家财政造成很大困难，因而决定采用韩琦进攻之策。他命令韩琦和范仲淹于庆历元年（1041）正月出兵。但范仲淹坚持前议，反对出兵，他上疏仁宗，说正月起兵，正是塞外最寒冷的季节，大量军马粮草在这个时候进入山川险阻的地方，容易被夏军劫夺、击败，倘宋军的主要部队有失误，那就不仅仅是边患问题了，而是关系到朝廷的安危。主帅夏竦遵照皇帝的命令派尹诛到延州说：“范仲淹不如韩琦。韩琦曾经说‘用兵先要将胜负置之度外！’”范仲淹反驳说：“大军一动，关系到成千上万人的性命，怎么能置之度外呢？”

庆历元年（1041）二月，韩琦得知赵元昊将进攻渭州，便召开将领会议，决定全面出兵，同时又临时招募勇士18000人，全部交给环庆副部署任福指挥。韩琦还为任福制定了进攻路线，要他绕到夏军背后伏击其归路。但任福及其下属将领为夏军佯（yang）败的假象所引诱，脱离了原来的行军路线，越追越远，当大军行至六盘山下好水川时，夏军突然伏兵四起，鼓声大作，宋军完全陷入包围之中，虽然奋力拼杀，但因寡不敌众，6000多名军士战死，任福等许多将领阵亡。这一惨败虽与任福的轻敌冒进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作为主帅的韩琦没有客观分析宋夏军事实力，冒然向夏进攻。宋军战败后，一路上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子儿女，手捧死者的旧衣和纸钱，伏在韩琦马前嚎陶大哭，韩琦也泪流满面地勒住马，不能前进。范仲淹听到战败消息，连连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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