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上争执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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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上争执恶化

1928年上半年，周恩来似乎不知不觉地陷于忧郁之中，尽管他的身体在香港已经康复，现在又回到了他久已熟悉的地方上海，同党的新领导人也明显和好了，而且还同他的妻子重新团聚了。在过去的一年中，他曾完全错误地估计了蒋介石，从而使上海工人面临一场令人震惊的大屠杀。以后，他按想法干，摆脱了俄国顾问的束缚，并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武装暴动，但由于领导人的优柔寡断和错误地估计了对手，这次暴动最终一事无成。周恩来本来应该成为党的领导人，然而受惠的却是别人。这可能有某些更为深刻的原因。

这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国外举行代表大会。然而，中国同志虽轻松地不再受国民党的折磨，但在俄国人的监督下却受到更大的折磨。甚至政治局候选人的名单也是由布哈林提出的。

党的情况不好，由于党员人数下降而士气低落，由于同国民党决裂而迷失了方向。它决心暂时放弃推翻国民党的尝试，集中精力在农村搞游击战和在城市搞地下工作。周恩来有先见之明地告诫别人，如果他们在农村地区征兵，他们就必须同农民旧思想的腐朽影响作斗争。但是如何才能把领导人团结起来呢？在莫斯科代表大会上出现了许多集团和派别：工联主义者、象毛泽东这样的面向农村的红军领导人、青年团集团、托洛茨基派，最后还有当时三位承担主要压力的领导人李立三、瞿秋白和周恩来。人们也许曾预期在南昌大失败的责任问题上会发生某些争吵，但这却是一次和解的代表大会。三位“出名的”领导人同意相互容忍，而不让未受过良好教育的农民或工人领导的新敌对派别有钻空子的机会。三位领导人不信任这些人的非知识分子成份。

经过妥协，一个来自上海实际上并不知名的工联主义者、船工领袖成了总书记。但实际工作是由李立三和周恩来分担的。周恩来决定充当李立三的“得力助手”，工作上与之紧密配合，使党和共产主义事业得以在中国振兴，但让李居于更高的正式职位。

他们组成了一个很好的班子，正如他们在法国时那样。周恩来温文有礼，李立三有如此雄辩的才能，而且，他们对中国的需要具有相同的理性上的洞察力。他们也许有一个默契，尽管俄国的帮助对中国党是必不可少的，但莫斯科影响中国同志的行动这一点精明的手段减少到最低限度。

但是，周恩来前一年的错误并没有被完全放过。象其他领导人一样，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听布哈林的训话。这位俄国人宣称，“周恩来同志，你是负责中国党的军事事务的。你应该能比较精确地估计你们人员的实力。如果你做到了这一点，那就不会遭受这么多的灾难，不会如此盲目地求助于武装暴动。”

但这位俄国人没有想让他为自己辩护，他转而平心静气地斥责坐在周旁边的瞿秋白。

周恩来和他的妻子1928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苏联度过的，他们于年底回国。现在他让李立三负责处理他们的共同工作，而周恩来自己则不受干扰地从事改组党的巨大任务。他是带着许多关于秘密警察的俄国式新思想回国的，秘密警察可以在今后艰难的岁月中保护他的同志们。为此，他现在组织了一个特别机构，并任命在上海暴动中他的黑社会上级、声名狼藉的顾顺章来负责。

1929年夏天，当李立三在军事战略和没收土地问题上同他分裂时，他的建立一个稳定领导的希望破灭了。在9月一次党的会议上，这两个人不断争吵。船工领袖回忆说：“我一直充当他们的调停人。”这位领袖在名义上是党的负责人，但这是他力所不及的。

周恩来对党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危险感到关切。特别是第四军表现出“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如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由周恩来授意的，并于9月发出的中央委员会致第四军的信，对问题作了充分的说明。周说：“红军中右倾思想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与缩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红军脱离生产即不能存在等观念，都非常错误，毕源于同志理论水平低，党的教育缺乏。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

在井冈山，毛泽东显然是具有领导潜力的人物，而希望两方面都能满意的周恩来指示他不要发脾气，并出来按这些路线领导改组第四军。他命令别人来模仿毛的井冈山。并在一份红军的通告中写道：“在这里可以找到许多宝贵的经验，而且这些经验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在此之前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所有党支部和全国各红军部队必须学习这些经验。”

周恩来同李的争执恶化了。有勇无谋的李现在想要准备一次红军对政府军的总攻。1929—1930年的冬天，这两个人每天都就此进行争论。李越来越被他自己作为“中国的列宁”的个人威望所迷惑了。与这种妄自尊大相对照，周恩来既不关心个人的权力，也不关心个人的声誉。他只关心所能做的事情的实质，这就是为什么他不反对李的党的领导地位和为什么他能在权力空间中生存如此之久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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