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交易所参与救市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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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交易所参与救市行动

1991年8月，深圳股市自1990年12月开市以后，连续下跌达9个月之久，总市值损失达七八亿元之多。

广大中小投资者大多在1990年10月股价高峰期入市。例如，某退休工人，倾其所有，于上年10月以每股250元购进深金田股票，此时，经拆细后仅值每股6.00元，相当于未拆细以前的每股60元，那情形简直是欲哭无泪。

同样的厄运也降临到深圳市龙头股深发展的广大持股人身上。深发展于7月30日拆细为每股29.54元，8月17日复盘，突然掉至每股10元。

市场一片恐慌，股市崩盘的危险迫在眉睫。

习惯于计划经济下过日子，却远未适应市场经济风险的投资人期待着政府。

没有一个国家的股市在产生疯狂暴跌时，政府会袖手旁观的，尤其是新兴的尚未成熟的股市，只是干预的方式各不相同而已。

比如1929年10月24日，美国华尔街的“黑色星期四”，1200多家美国著名企业的股价大幅跳水，于是美国国会出台了“涨跌停板制度”。政府既然遏制了无理性的狂涨，对无理性的狂跌岂能坐视不管？

此时，深圳证券交易所已经正式开业，上市公司6家，上市股票5亿多元。股民们会想，从股票市场建立以来，政府征收股票印花税及个人红利所得税超过1000万元，难道政府收了钱却在如此危难之机袖手旁观吗？

实际上当时深圳证券管理层与股民一样缺乏经验，与股民一样感到绝望，股票与股市对于管理层来说同样是新鲜事物。深发展股价在放开之后暴跌，深圳证券交易所两位掌门人王健和禹国刚就不知所措了。

直到1991年4月22日，5只股票0成交，才使他们把救市提上市政府的议事日程。

1991年7月10日，深交所召开救市会议。望着企业家们个个面露难色，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王健由于心情过度沉重和焦灼，竟与在证券营业厅望着深发展股价狂泻晕死过去的股民一样，猝然昏厥过去，被救护车拉走。绝望令他大面积心肌梗塞，生命垂危。

病房静悄悄，股市静悄悄，仿佛股市与王健一样，都在静寂中与死神搏斗着。主管金融的副市长张鸿义3次到医院探望，市委书记李灏也到病房探望。经过整整10天的抢救，王健在医生的帮助下终于告别了死神。

然而股市呢？股市能战胜死神吗？股市靠谁来帮助战胜死神呢？刚刚脱离生命危险的王健，每周悄悄溜出医院两次，到证券交易所巡视，望着跌势难止的股市，他绝望地思索着。

一年半以前，即1990年初，王健和副手禹国刚几乎跑断了腿，磨破了嘴皮来筹备深圳证券交易所。终于熬到了交易所开张，面对的却是股价的一路狂泻。

为了救市，禹国刚还两次到电台进行安民演说，对市场上散布的政策利空进行澄清，还马不停蹄地找市长、投资公司、上市公司商讨救市良方，然而无济于事。难道深圳的股市就此完结了吗？

想着想着，王健意识到救市刻不容缓，否则深圳股市将面临灭顶。在病榻上，王健焦灼万分地对禹国刚说：“应该把问题的严重性告诉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救市刻不容缓……”

禹国刚心里何尝不焦虑如焚，他一边跑医院看王健，一边跑政府找市领导。

那天他从医院出来，连夜驱车直奔各位市领导的家中，一家家地跑，一遍遍地说明形势的严重性，一位位地请求。用行政手段救市好像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有些领导是有顾虑的。

“但深市是个才10个月大的婴儿，没有很强的免疫力，必须用一下特效药。”禹国刚急切地说。他的诚恳终于感动了市委领导，得到了“全权处理救市事宜”的“上方宝剑”。

1991年8月19日，深圳市政府面对严峻的局面，不得不召开各企业负责人会议商议如何救市，会议没有取得成果。

8月21日、23日、25日，市政府又连续三次组织企业家召开救市会议，可一提到出资问题，企业家们就一声不吭了，仿佛都有难言之隐。此时，企业家们与股民一样，谈“股”色变，所以他们怕自己拿出的资金打了水漂。

1991年9月2日，救市会议第五次召开，这次深圳市长郑良玉亲自出马，在强调了救市的急迫性之后，郑良玉说：

希望大家能积极入市，我们现在股价已跌到了这么低，大家买回去多便宜！你们买了，从长远的观点看，你们的利益是不会亏的。如果大家出力救市，不仅将来股价回升时有利可图，而且也能获救市有功之名，可谓是名利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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